回到1994年,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那篇著名的“亚洲经济神话”激怒了亚洲人。在那篇文章里,他认为类似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所取得的看似惊人的增长其实并不那么出色。他表示,这些经济增长并不是来自于生产力的提升,恰恰相反,所有的增长都能被持续投入的要素增长所揭示,即劳动力和资本。
克鲁格曼的论文掀起了轩然大波。那些自认为带领本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领导人们对他的观点嗤之以鼻。他们自视为导演经济奇迹的政治家,而并非有利的人口结构和高储蓄率下的幸运受益者。
良好的人口结构可能是经济高增长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在1970年代,拉丁美洲的国家拥有与东南亚国家类似的人口结构,但前者增速远远落后于后者。经济高增长至少需要一个靠谱的政府,能够让人民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被没收或被高通胀侵蚀。
同样的,当人口结构变得不那么有利时,那些国家必须依赖生产力的提高来保持增长。瑞银的资深经济顾问兼老龄化时代(The Age of Aging)一书的作者George Magnus表示,那些国家需要优秀的教育,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监管。如果没有这些,那些国家非常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问题对于亚洲并非只是纸上谈兵。正如汇丰的Frederic Neumann所指出的,亚洲的许多国家已经接近自身人口红利的终点。中国大陆的劳动力将自2017年起减少,香港同样如此。韩国和台湾的劳动力将在2016年起收缩,而新加坡将自2018年起碰到同一问题。
这些经济体中,除中国外,已经相当繁荣。但一些欠发达国家将很快失去增长动力。泰国的人口结构将在10年内逆转。即使劳动力飞速增长的越南也将在不久之后碰到劳动力增长大幅减少的问题。
除以上这些人口结构变化较快的国家,亚洲也有一些变化较慢的国家。那些仍然有数年利好人口结构的国家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
那么这些国家是否就可以坐着等待人口红利送上门吗?显然不是。
菲律宾已经展示了一个国家是如何挥霍自身的人口出生率的。该国拥有的资源禀赋就是其人民,但由于国内缺乏好的工作机会,大约10%的菲律宾人在国外工作,他们的亲戚以及整个菲律宾经济正是依赖他们汇回的钱过日子。
一些印度人同样担心他们的国家可能浪费其人口红利。当日本处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高速发展的阶段时,他们将有文化、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送到工厂和办公室。相比之下,印度的交易体系分布不均。该国能够培养一些非常优秀的精英学生,但数以千万计就读公立学校的学生却因基础设施的缺失(包括教师)而教育失败。一些人担心印度的人口红利演变成人口定时炸弹。
如果拥有有利人口结构的国家不能很好的利用,那么剩下的国家就无需恐慌。中国新增劳动力人口增速将很快开始放缓。但其农村仍有数以千万计的潜在劳动力。
即使是被许多人认为是受人口结构拖累典型的日本,该国也通过增加劳动力参与率来维持合理的人均增长。根据高盛Kathy Matsui的数据,日本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已经上升至60%,而许多日本人工作年限远超官方退休年龄。在65-70岁年龄段中大约一半和70-75年龄段中大约1/4的日本人仍然在工作。
另一边,日本仍然不愿接受移民工人。比如,即使照顾老人所需的缺口很大,日本仍然对菲佣设置了严格的语言要求。
人口结构并非决定经济命运的唯一因素,尽管其的确决定了经济未来发展可能的参数。亚洲已经习惯了在人口东风下增长。对于许多国家而言,风向就要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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