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部门的高储蓄率

有一个杜撰出来的理由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那就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应该为高储蓄率负责。但中国大陆家庭储蓄倾向并不比在香港，新加坡或台湾更突出，他们都是儒家社会，并且都储蓄约30％的可支配收入。不过中国和这些地方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家庭部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不到50％，是非常低的，储蓄30％后，几乎不可能有大的消费，这就是为什么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只有约34％。居民储蓄外，还有另一个占国内生产总值25％的企业部门储蓄（留存收益），这些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而几乎所有这些企业部门储蓄都会进入资本支出，从而导致在经济领域过度投资。几项中国的政策导致了从在政治上弱势的家庭部门到政治上强势的企业部门（国有企业，进出口公司）的收入大规模转移。

一个弱势的人民币造成的结果是进口商品昂贵，这从而减少了私人家庭部门的购买力，但却有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性，提高国有企业和出口商的收入/利润。

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和为企业和开发者提供的低贷款利率（实质上是负值）远低于存款利率，意味着家庭部门的储蓄的获得的是负回报率而国有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却是负的，这刺激了过度投资。这种对储蓄的隐性税收意味着从家庭转移到国有企业的收入，其中大部分企业将会赔钱，如果他们不得不通过更高的市场利率融资。

过去30年刻意压低劳工工资的政策降低了单位劳动成本，这表现为工资增长要比生产率的增长要慢得多，这是另外一种从家庭到企业部门的收入转让的途径。

因此，中国的储蓄问题不是由家庭，而是由企业部门储蓄过多造成的。要改变这种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消极影响需要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利率自由化以增加家庭储蓄的回报和更大幅度的超过生产率的工资增长。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也需要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他们的利润，直接成为家庭收入和/或大规模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收入大规模征税，然后透过财政管道通过直接转移支付，或间接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转移到家庭部门。但是现实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甚至提不上改革议程，而关于国有企业的利润和税收的收入转移到家庭的政策建议，面对强大的国有企业游说能力和政治阻力多年来一直被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