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及之后的硬着陆风险

直到政治领导层在2012年10月的换届前，中国的决策者们依然能够通过高水平的投资让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为了确保平稳过渡，中国的决策者们将尽一切必要保持国内生产总值8％以上的增长率和5-6％以下的通胀率。如果经济放缓太多，他们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包括10万廉租房计划），并实行财政，信贷和货币刺激政策。如果通货膨胀加速，他们将利用非市场的措施收紧货币和信贷政策像行政管理工具。因此，在2012年底前硬着陆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但在2013年，中国的不平衡增长模式开始呈现出到达临界点的迹象。如果硬着陆发生，它可能会在2013年或2014年，但不会更晚。考虑到长期过度投资所呈现的虚假繁荣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参考苏联的情况），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显着上升的时间是在2013-14年度而不是更晚，我们将给出作出这样时间判断的理由。

在未来两年中，不良贷款的上升将迫使银行放慢他们的新账还旧账的过程，并开始认识到其资产负债表上的漏洞。结果的严重程度，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地方特殊目的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国有和民营企业所举的不良贷款的的大小，也取决于这些损失在由中央政府的资产重组之前是否直接由省级和中央政府直接吸收或强加给银行。但无论哪种方式，资产负债表和银行的利润和亏损声明将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权衡利弊不是彻底的信贷紧缩也会迫使信贷增长减缓。

公共债务规模的上升，将挤压地方政府借款和放缓其他地区的公共部门债务的积累。例如，铁道部在开展其全国高铁化项目跃进以后现在实际上已经破产，即使其债务是有效的主权债务。当较大的财政赤字出现时，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各级公共部门无节制的借贷是不可持续的，它最后会变成损失。次级国家的公共部门的代理发行债券的成本会不断上升，可能会提高信贷息差，增加信贷紧缩，尤其是一次新的领导班子上位时会着手处理2009-12年期间过度的借贷和开支。

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出口商的私人投资将放缓，G3经济复苏乏力限制了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中高档住宅和商业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将会结束，价格调整导致投机性需求下降，使得国有企业无法用更多的房地产作为银行借款的抵押品。纠正在商业地产的投资将成为重点，尤其是国有企业达到饱和的办公场所的过度投资。更多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机会尤其是关于交通运输将开始下降，因为这些项目已经建成而开工新的项目将变得更加昂贵，并且边际收益会变低;此外，地方政府和地方特殊目的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财政紧缩将减少无节制的基础设施。此外，过快的高速列车系统的建设，导致严重的火车事故和故障造成舆论对高铁安全性的哗然;这些问题，连同实质上已经的破产铁道部，将放缓新的高速铁路投资的步伐。总而言之，国有企业将被迫削减他们的资本支出率，特别是压力巨大的银行将限制派生新的信贷。

到2013年，G3经济体将有可能经历经济进一步放缓（他们已经面临经济增速减缓和双底衰退的风险），从而限制了中国依靠出口来获取经济增长的能力。美国经济增长已经被去杠杆化所拖累，在2012-13年这一弱点将变的更严重，财政紧缩政策将意味着更直接的财政负担，并迫使新一轮的家庭去杠杆化，一旦转移支付减少和税收增加。现在美国在明年的双底衰退的概率接近50％。欧元区（EZ）也不是坦途一片，一旦欧洲稳定机制在2013年建立。即时将面对更多的公共债务重组，在希腊之后爱尔兰和葡萄牙，并甚至可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失去的债券市场上发债能力和银行不可持续的高级债务重组风险（那些从爱尔兰开始的）。经济停滞将在欧盟周边国家持续由于财政紧缩政策加速，而欧洲央行又急于恢复正常利率政策。日本在2013年将从因为一个为地震重建而制定的温和的财政刺激计划而短暂复苏，返回到其长期停滞状态。

这四个因素表明，在2012年，特别是在2013年，中国将开始发现越来越难处身世外，靠过渡投资模式维持经济增长。政治因素将决定何时中央政府将停止无节制信贷，加快最终刺激消费的改革。